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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5, 2014

刑罰與教化/ 柯志明教授

刑罰與教化

柯志明
20141005 大肚山研經室


        1.101日《自由時報》報導,新北市地方法院於930日開了有關鄭捷殺人案的第二次準備庭,鄭捷的律師抗議前次臺大醫院醫師對鄭捷的精神鑑定無效,要求再次鑑定鄭捷有無教化的可能。經過三小時辯論後,「最後,合議庭裁定下次審理庭前,由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沈勝昂,替鄭捷鑑定有無教化可能。」這個裁定讓檢方難以接受,受害者家屬更是憤恨不平。他們認為法官似乎一直在為鄭捷找免被判死刑的理由。
        沈勝昂教授也曾受託為發生於去年二月間的八里雙屍命案凶手謝依涵作心理鑑定,今年79日沈教授在高院作證時指出,謝依涵非病態人格,而是極度自戀、心理偏差,可透過深度治療導正其行為。這個鑑定也同樣遭受檢方與被害家屬的強烈質疑與批評。
        我們無從知道法院裁定對兩位殺人犯作心理鑑定的動機,也無意質疑或否定沈教授的專業,但這樣的裁定與鑑定卻需要也值得我們批評反省。我們真地能鑑定一個罪犯受教化與將來行為的可能性?這種鑑定的根據與標準是什麼?再者,究竟法官量刑的根據是什麼?刑罰與罪犯之心理及教化可能性有何關係?最後,司法審判的基礎與目的是什麼?

        2.據上述報戴,930日檢方在新北地院以非常不屑的口吻聲稱,鑑定有無教化可能就像民間卜卦、算命一樣的猜測行為,並質問「要教化到什麼程度才算教化?」這確實是問題。
        有什麼標準可以判定一個人在道德行為上「能夠」教化或「已經」被教化?以正常教育而言,學校能透過什麼機制與標準去判定一個學生在道德上「能夠」或「已經」被教化?筆試?口試?心理測驗?我認為考試或測驗是最可笑的道德教化檢驗方式。我想,最實證而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學生被教化後的言行表現。但要觀察多久才能確定他們受教化的果效,這恐怕是個難解的問題。不但如此,就犯罪的可能性而言,其實每個人都應被檢驗,沒有人是免受檢驗的檢驗官,因為每個人在結束生命前都有犯罪的可能。如此一來,說要鑑定一個人能否被教化就全無意義,因為每個人都需要被鑑定,不是只有罪犯或像謝依涵、鄭捷這種殺人犯。
        然而問題是,理論上或實踐上,我們都不可能有任何方法可鑑定一個人在道德上有無教化的「可能性」,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方法可鑑定一個人將來的行為「可能性」。任何教師、學校或社會都只能根據既有經驗「約略地」認定學生或誰「已經」得到了道德教化,但這只具或然性,絶無必然性可言。經驗告訴我們,許多被認定已得到好教化的人卻還是作姦犯科,反而許多被認為沒有受什麼教化的人卻善良無害。不但如此,至少在臺灣,我們看到社會上的犯罪者多是受過教育的人,而且許許多多有能力透過更大的權力、關係與技巧去犯大惡者正是受更高等之教育的人。這難道不是更普遍而明顯的事實嗎?誰能說他們沒有受教化?誰又能說他們不能被教化?
       以鄭捷而言,他在捷運上隨意殺人時不正是一位大學生嗎?除了家庭教育外,他不是已經至少受過十四年的正規學校教育了嗎?如果這些長期教育都不足以保證他在道德上已受教化以致於還是如此無情地隨意殺了那麼多人,那麼,哪個心理鑑定師或犯罪學家又有什麼本領去鑑定他日後仍有教化的可能而不會再殺人呢?除了上帝,誰能洞穿他的人格與心靈而斷定他將來會做什麼?

        3.人不是機器,也不只是按本能生活的動物,而是具有自由思想、決定與行動能力的位格(person),充滿著種種存在可能性(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對此,哲學家已不斷向我們申論,經驗也一再向我們表明,人心實在難以視透,行為也難以預料。就犯罪而言,我完全不相信有誰能用什麼方法去鑑定一個罪犯能否被教化,以致於是否會再犯法;我不認為這種鑑定有什麼根據,更談不上科學。
        果真要談作惡的可能性,那麼歷史與日常經驗已充分顯明人都具有「向惡習性」(propensity toward evil),無人例外。連對人的道德性最樂觀的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都不得不承認人性中有著無法根除的「根本惡」(radical evil),以致於作惡是如此地明顯而普遍。若此為真,則誰還能說人可教化呢?又需要作什麼鑑定呢?確實,人幾乎無能免於作惡,但我們仍堅持需要教化,理由不是因為人由此而能不再作惡,而是人藉由教化可認識自己的「罪性」以致於必須謹言慎行,並時時請求他者的道德協助。若能如此,人或許仍難免有錯,但可不致於為大惡。
        但究極而言,我們無法斷定一個人能不能受道德教化,每個人都可能受教化,也都不可能受教化。因此,殺人犯有無受教化的可能?當然可能,但也不可能。總之,不知道,不確定!但這不只對殺人犯如此,對任何人都一樣。不過,因為殺人犯已經殺了人,因而在實務與經驗上我們對他有無教化的可能有著更大的保留。這樣的保留是合理的,而且是有根據的,因為他曾殺過人。
        這就是我們判定一個人的行為可能性的最大能耐,也就是根據既有的行為事實作預測:有人難於為惡,有人易於犯罪。但這預測的只是行為「傾向」,而不是必定發生的具體行為,而且每個常人都能預測,也自然會預測,無需專家。說到底,行為預測是合理的,也是應該的,但所謂「專家鑑定」則沒有根據。

        4.況且一個人有無教化的可能,這是道德教育、人格塑造或轉化的問題,但不是法律問題。法律確實應該考量一個人的年紀、身心能力與精神狀況作為量刑的參考,因為一個罪犯可能受上述因素的制約或影響而犯罪。對任何一個人而言,年紀、身心能力、精神情況、成長遭遇、社會環境等等都是一種相對無能自主左右的命運,而每個人確實有著會影響其道德行為的不同「道德運氣」(moral luck),因此,犯罪若確實與此有關,審判應對罪犯給予同情,而限縮其刑罰。
        但是,無論如何,法律都不應以一個罪犯「未來」人格或行為的「可能性」作為量刑的參考,因為人格或行為的「可能性」是不確定的,與已經犯下的罪行無事實關聯,因而不能作為審判的根據。如果人格與行為的可能性應納入量刑的根據,那麼審判與刑罰將不可能,因為包括法官在內的任何人都無法確定罪犯的人格與行為將有什麼「可能性」。顯然,以不確定的行為可能性去裁量一個人應受什麼刑罰是荒謬的,有違講求證據與無罪推定的基本審判原則。
        刑罰的根據是法律規定與犯罪事實,犯什麼罪就應根據法律規定得什麼樣的刑罰;大罪大罰,小罪小罰,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刑罰。刑罰的根本意義在於透過懲罰罪犯宣告:一個人做了什麼行為就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報應),進而以此保障特定的價值,並維持社會秩序。因此,刑罰基本上有三個目的:第一,使罪犯得到其罪行應得的相稱懲罰;第二,宣告並保障特定的價值,如生命、自由、思想、藝術、智慧、財產、行動、環境等等;第三,以公開懲罰消除罪惡,維持社會秩序,使人可自由、平安地生活,實現其美德與才能。這三個目的環環相扣,不可分割。
        如此看來,刑罰不只是針對罪犯個人的懲罰,也是一種公開宣告,具有公共性,與整個國家社會相關,更與普遍的人性、生命、公義、真理、價值相關,因而刑罰不只與罪犯或受害者或其家屬的情感與利害有關。法官審判與量刑的根據不是被害者及其家屬的仇恨,也不是社會大眾的感受,而是相應於罪與罰的正義。因此,一項罪行所傷害、否定的價值愈普遍而重大,則罪犯就應付出愈重大的代價,即應得到更大的刑罰報應。這是法律與倫理之基本原則。

        5.如此一來,一個罪犯當受什麼刑罰,與其可否教化無關,也就是與其是否能棄惡從善無關。無論能否教化或棄惡從善,罪犯都必須為其罪行付出相稱的代價,得當得的刑罰。因此,以是否有教化可能性作為量刑的根據是荒謬的,這把刑罰建立在不確定的可能性上,而不是建立在確定的罪行事實上。就算能否受教化可作為量刑的參考,但問題是「能否受教化」根本無法確定,以致於這種參考毫無意義可言。
        但話說回來,刑罰其實也與教化不衝突。所有被判刑的人都可以接受教化,也可能被教化,即便被判死刑的人也是。但,難道一個死刑犯可被教化就不應被判死刑,就不必為其罪行付上相稱的代價了嗎?說死刑犯可教化就不應被判死刑,這是莫名其妙的法理邏輯。再者,難道被判死刑就不必接受教化了嗎?難道死刑犯就不必在死前認識生命的價值、意義與公平、正義、真理了嗎?難道死刑犯在死前認罪悔改、懊悔惡行、洗心革面就沒有價值嗎?當然不是。死刑否定不了罪犯悔改的價值,其他刑罰更不能;罪犯真心悔改與可教化也消除不了他應承擔的刑罰。不,正好相反,死刑與所有刑罰都隱含期待罪犯能因之悔改,死刑尤其更能迫使死刑犯面對自己的罪行而徹底悔罪;相對地,真能被教化與真心懊悔的罪犯或死刑犯也必都甘願承受所當受的刑罰。
        因此,法官不應以罪犯能否教化作為審判的依據,而應以公義審判作為要求與期待罪犯被教化的根據。

        6.為了能公義地對待罪犯,要求更詳細地認識罪犯的身心情況,這當然是合理正當的。但在人權意識高漲的風潮下,申請鑑定罪犯的人格與心理狀態等已成了當代流行的訴訟伎倆,律師以此為罪犯(尤其是極凶殘無情的殺人犯)脫罪減輕量刑,不幸,法院也愈來愈附和這種把罪惡化約為或歸因於疾病的潮流。歐美已然如此,臺灣也逐漸流行。法院似乎成了罪犯心理疾病裁定中心,而不是主持正義、賞善罰惡的審判台。這種法律風氣使得人愈來愈輕視罪惡,也使得人愈來愈邪惡放肆,愈來愈無賴卸責。今日的臺灣社會就是明證:現今這島國的殺人案已頻繁到難以讓人清楚記得,臺灣人也似乎已對此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至於其他種種傷害人的惡行更是多到不可勝數。長此以往,不但罪犯沒有正義,為之辯護的律師更是,法官也因時代風潮或政治意識形態之故而無法主持正義,最後,司法正義必蕩然無存,以致於政府無法維護人倫秩序並保護良善者。此風實在不可長!

        總之,像謝依涵與鄭捷這樣的死刑犯能否被教化是不確定的,也無人能確定。但他們的罪行應判以什麼刑罰在我國法律上則是客觀明確的,這與他們能否被教化無關;即便他們可教化,仍然當為其罪行負責,承擔應受的刑罰,包括死刑。當然,與所有罪犯一樣,我們仍期待所有死刑犯能誠心懊悔其所犯的罪,徹底改變自己的生命,追求良善,追求永恆的生命價值。這是他們能決定的,也是真正關乎永恆生死的決定,連死刑都阻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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