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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11, 2015

人的自由:其條件、現實與目的/ 柯志明教授

人的自由
其條件、現實與目的

柯志明
20150511 大肚山研經室



        人被造為自由的存有,不但具有思想、反思與自我決定的能力,也渴望不受限制地活著,因而現實上也要求享有自由行動的權利。沒有自由,人就不像人,只是東西,但人絕不只是東西。若非如此,人就寧願不要活。這就是美國建國政治家Patrick Henry會說「給我自由,或讓我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的因由。但由於人的敗壞、無德、邪惡,使得人的自由現實上成了罪惡最有效的工具以及最冠冕堂皇的藉口,以致於自由不但不是人享有最珍貴的特質,反而成了如Edmund Burke所言「一切可能罪惡中最大的罪惡」,牢牢地綑綁著人。因此,任何一個真心嚮往自由者都應誠實、勇敢、嚴肅地反省與批判自己現在所享有或渴望的是什麼自由,否則自由將可能只是更深地囚禁著靈魂之私慾的亮麗包裝。但人當追求與珍惜的不是私慾,而是能展現真理與各種價值的自由,也就是通往永恆的自由。

        1.基本上,人的自由有兩種;一是能選擇、決定、行動的意志自由;另一是不受外力(包括人、自然或超越者)限制的行動自由,在現代文化中這主要是指不被他人干預的「政治自由」或「社會自由」。Immanuel Kant稱前者為自由的「積極意義」,後者為自由的「消極意義」;Isaiah Berlin更在政治哲學上演繹自由的這兩種概念,稱前者為「積極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稱後者為「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意志自由是人能自我決定的內在能力,行動自由則是人不被他者干預的外在狀態。前者與後者雖無必然關係,但卻具體相關。人的意志力愈強大,則通常他就能享有愈大的行動自由;相對地,人享有愈大的行動自由,則他的意志自由就愈能實現。因此,若人的意志弱小,則享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也無太大意義;相對地,人若享有很小的行動自由,則強大的意志力也難以伸展。
        本性上,人都渴望更大的意志自由與行動自由,最好是能無限制地同時享有這兩種自由,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但古典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所激發的民主政治運動則更集中於追求更大的行動自由,極力限縮政府或他人干預個人自由的作為與權力。為了保障個人尊嚴與人性價值,這本理所當然。但為了反抗各種權力,現代社會不斷高舉個人自由並擴大其範圍,甚至到宣稱沒有任何權威或權力高於其上並不應受到任何外在約束的地步。
        今天,我們已在民主社會清楚看到,原本生發於基督信仰土壤的政治個人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現在已淪為唯我主義之自由論(或稱「唯自由論」),人們無限制地要求滿足自我各式各樣慾望的自由。這種極大化個人自由的後果之一,就是極力地抗拒一切權力、權威、規範、倫常、價值、真理,而把人帶到無休止的批判、解構、顛覆、反抗與衝突之中,誰也不服誰,使得民主社會變得虛弱、自由文化變得空洞,甚至到了無法察覺、防止、抵禦與對抗不斷壯大之邪惡勢力的地步。

        2.人有選擇、決定與行動的自由,這是一般事實,也是人的日常意識。一般人都能思想與計劃將來的事,而且可以反覆思想並不斷變更計劃,然後決定現前如何行動。於是,人能按著自己的意願選擇、決定與行動,雖然這些選擇、決定與行動未必深思熟慮。尤其重要且可貴的是,人還會事後反省、檢討、懊悔自己先前的選擇、決定與行動,然後再慎思將來如何正確行動。
        然而,人通常都是「事後」才明白自己所做所為的是非、對錯與意義,人類歷史也是如此,後人通常比前人更理解「當時」的歷史前因後果與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歷史發展雖是前進的(progressive),但書寫歷史並理解其意義則總是回顧的(retrospective)。據此說來,人似乎只有站在歷史終點才可能徹底理解歷史的完整意義。
        如果人必須到事後才能清楚事情的意義,這就表示人不十分知道當時正在做什麼。如果人「現在」能思想、選擇、決定並做出想要做的,但卻必須「事後」才能清楚自己「當時」做的是什麼,那麼這不正表示人自由的局限嗎?這不正表示人沒有完全理解自己所做所為及其效應的能力嗎?這不正表示人最多只擁有決定他想做之事的自由但卻沒有預知與理解他行為後果與意義的自由嗎?你看,即便猶太人非常有意識、清楚且堅定地連合羅馬巡撫彼拉多將耶穌釘上十字架,但被釘十字架的基督仍求上帝赦免他們,因為他說這些猶太人不曉得他們所做的是什麼(路23:34);顯然,在耶穌的眼中,那些害他命的猶太人連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自由都沒有。
        以上只是通說,實際情況則更因人而異。具體而言,每個人的自由能力多不相同,有人聰慧、思想清晰、冷靜、理性因而想得更深遠、仔細、精確,有人則粗心大意、無知、愚昧而目光短淺;有人意志堅定、勇敢、謹慎、擇善固執,有人則意志軟弱、膽小、任性、無惡不做。但不管何種自由,人絶非如Jean-Jacques Rousseau所言都生而自由,也都非擁有相同的自由,事實是人並不自由,也沒有相同的自由。如果連極少數之先知、天才、聖賢、智者的自由都不完全也都不一樣,那麼多數平庸甚至無知、無能、無德之人的自由必定更稀微渺小而不同。誠實面對一下自己(但多數人連這個自覺的自由也沒有),我們就知道自己究竟擁有多少自由。

        3.人的自由能力既然如此微小,也就沒有理由要求享有不受限的行動自由。內在的自由能力既然有限,外在的行動自由當然就要受到限制。讓一個自由能力有限的人為所欲為,這不但非理性而且危險有害。這是常識。因此,任何一個真心關愛小孩的成人都不會給小孩為所欲為的自由,相反地,他會嚴格限制小孩的自由,只容許小孩做極有限的事。如果有人認為小孩應與成人享有相同的自由,或成人不該限制小孩的自由,這必被視為極無知之謬論。
       但不只是小孩,許多成人甚至比小孩更無知、無能、無德。如果小孩的自由當受限制,那麼許多成人更當如此。更究竟地說,不只許多成人的自由要受限制,而是所有成人的自由都當受限制,包括人所組成的各種權力體之自由都要受限制。理由非常簡單,沒有一個人的自由能力完美到不會、不需要也不應受限制,正好相反,人的自由能力極有限並充滿缺陷以致於必須且應該受到約束。整個人類社會事實證實了這個道理,因為從來沒有容許人可為所欲為的社會,恰恰相反,所有社會都充滿禁忌、規範、限制。
        政府的主要功能與價值就在此,即限制人為所欲為,抑制邪惡,懲治罪犯,讓人的自由合乎正義、良善並維繫社會基本的倫常秩序。就此而言,無政府狀態比獨裁政府更壞更可怕。但由於政府仍由人組成,因而政府與個人一樣也不應享有無限制的自由,即獨裁專制的權力;不但如此,由於政府擁有更巨大的權力,因而它的自由就必須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說政府享有絶對權力正如說個人享有無限制自由一樣荒謬。

        4.我知道,唯自由論者一定會問,誰有資格限制別人的自由?憑什麼?答案當然是任何一個人。每個人都有資格按著自己的良知、理性、見識、利益、意見去限制別人的自由,無論別人接不接受,但更卓越而有美德者更有資格。其實,現實上,無論是為了護衛個人權益、社會秩序、文化價值或人性尊嚴等等,人就是自然地會對別人的行為有意見,人就是自然地會不認同、不接受或抗拒別人的某些行為,甚至為此不惜戰爭,因此,人就是自然地會限制自己與他人的自由,不容許人為所欲為。當然人也會為限制自由辯護,提出服己服人的理由。每個正常的人都會這麼做,有能力與美德者更是如此。其實,所有社會文化已然存在的特定倫常秩序、道德法則、價值觀與信仰,都在告訴人只能有什麼自由,也就是什麼是可做的、當做的以及禁止做的。
       因此,無論如何,人類從來不存在無自由限制的社會文化,事實上人間也從來沒有無限制的自由,主張人人都應享有一樣、平等、最大的自由之「唯自由論」根本是幻想,而且是荒謬的幻想。

        5.當代唯自由論者多是Rousseau的門徒,認為「人生而自由」,因而自由最為可貴,不得任意被限制。這種思想徹底體現在法國大革命上,它的口號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注意,自由是三者中首要的)。但「人生而自由」毫無根據、不合事實,「人到處都受束縛」倒才是事實。作為一種能力,自由是慢慢習得而擁有的,而且人各不同,有人多,有人少,有人甚至沒有。作為一種不被干預的權利,自由更是慢慢被認可的,而且人被認可的自由不都一樣,有人多,有人少,有人甚至完全不被認可有什麼自由。簡言之,連純潔的天使都沒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作為一個有限又充滿各式敗德(這在Rousseau身上特別明顯)的世間生命,人根本不可能擁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直到現在,世上沒有一個社群對其所有成員都賦予所謂平等的自由權,而是任何事項都必限定只有哪些人享有可做的自由而排除其他人。認為每個人都天生擁有一樣而且應該一樣的自由,不但是空想,而且危險可怕,從以實踐Rousseau之自由論為職志的法國大革命者在革命後遂行恐怖統治,就徹底表露實際操作「人生而自由」這種無根空想的邪惡後果。
       但有自由論者追隨的是Immanuel Kant的道德哲學,認為人性尊嚴就在於人是自由的存有者,以致於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自身(end in itself),而不只是工具。因此,自由是最珍貴的,它是人性的核心所在。但Kant清楚地講,他所謂的自由不是為所欲為的任意自由,而是以道德法則自律的自由,也就是遵循不變、普遍、必然法則的善意志之自我決定。若非如此,則都不可謂真正的自由。換言之,對Kant而言,不踐行道德,就不算自由;因此,人不但不應為所欲為,反而要常常以道德自律。顯然,真正的Kant追隨者不可能是今天的唯自由論者。
       英美更多的唯自由論者則是功利主義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的追隨者。Mill認為除非傷害到別人,也就是干犯到別人的自由或利益,否則人的自由都不應受到任何(政府權力)限制。每個人都應以最大的自由展現其才華,追求其自我實現,如此一來,社會才會有最大的多樣性、進步與利益。這個自由思想影響頗大,但所有Mill的信徒都必須證明什麼是社會的最大利益以及什麼行為會促成這個利益,還有,如何判定不傷害別人,如果不能,我們就很難具體裁決什麼自由當容忍或當限制。很悖論且不幸地,為了做此裁決,國家不知不覺地成了最有權力的自由仲裁機制,它不但可以仲裁人有什麼自由,它還可以難以抗拒的權力強迫人接受與實踐它用以規範自由的價值判準。因為為了協調彼此差異與衝突的自由,又為了有效護衛自己的自由,每個人都需要國家權力的保障,於是無形中壯大了國家權力,以致於人可能都因國家而不自由。再者,即便民主國家都會因多數意見之故而成為「多數暴政」,即多數人所認同的那種自由及其價值觀宰治制著國家,因而少數者的自由也就不可能不受到限制甚至壓迫,而且是透過立法而取得法律保障的「合法性」限制與壓迫。很反諷,這正是Mill所反對的。

       6.今天的民主自由顯然已大大向唯自由論邁進,也就是最大化、平等化人的自由,甚至透過國家立法限制人不得反對、不認同或不參與他人的「自由」。這種極端無限化與平等化個人自由的新自由觀卻很悖論且反諷地壯大了古典自由主義極力抗對的國家權力,因為持此新自由觀者都強烈需要與要求國家必須介入經濟、宗教、教育、大學、軍事、婚姻、家庭等等領域以主持每個人(其實是特定群體)都能享有的最大化自由。但這個「引狼入室」的結果,就是如同Roger Scruton指出的在為特定人群(婦女、同性戀者、有色種、少數民族等等)發明「小群權利」(group rights),而卻透過國家權力剝奪普遍的個人基本權利;更糟的是,發明這種新型「小群權利」似乎是為了他們可以遂行己願而控訴別人「歧視」用的。在這種新自由觀底下,只要國家法律認可「某種」自由行為,那麼人就不但可以自由地那樣行,而且反對者也一定要認同這種行為,不得反對,甚至不得不參與,否則就可被控以歧視。
       例如,一旦法律視人享有結同性婚姻的自由,那麼在信仰或道德上不認同同性婚姻者就必須完全認同同性婚姻,不得在言論與行動上反對或拒絕同性婚姻,否則法律要以諸如「反歧視法」(anti-discrimination law)或「仇恨罪法」(hate crime law)或「仇恨言論法」(hate speech law)這種莫名其妙的法律懲處,也就是說,反對同性婚姻就是對同性戀者的一種歧視、仇恨。在此,結同性婚姻不但是一種自由,而且是凌駕在宗教信仰、思想、言論之上的「特權」自由,以致於一般人失去因忠於自己信仰與思想而反對同性婚姻的自由權。如此一來,人的宗教信仰、思想、言論自由權就與同性婚姻權衝突,不但如此,為了保障同性婚姻權,反對同性婚姻者就無法同時享有宗教信仰、思想與言論自由權,無法在言行上自由地表達他們對婚姻的信仰、思想與言論。很明顯地,在此「歧視」、「仇恨」這些難以客觀衡量、判定的主觀情感與態度竟成了一種用以壓迫異己的新型合法手段。
       這種新自由觀正在美國如火如茶地蔓延、壯大,那些新自由觀分子正大量運用國家權力限制、打壓與他們意見不同者的自由,聽說他們的理由是為了他們要與所有其他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哦,但他們的手段就是讓不同意見者不得享有與他們一樣能反對別人立場的自由。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20131月美國奧瑞岡州的一對基督徒夫妻Melissa KleinAaron Klein所開的蛋糕店因為自己信仰之故而拒絶售予Rachel CryerLaurel Bowman這對女同性戀者要結婚用的婚禮蛋糕,於是這對女同性戀者向法院控告Melissa KleinAaron Klein違反該州的歧視法。今年423日奧瑞岡州勞動與工業局(Oregon Bureau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BOLI)接受行政法官提議,判Melissa KleinAaron Klein須繳交罰款13.5萬美元,對Rachel CryerLaurel Bowman在這事件上的「情感傷害」作出賠償。看到了嗎?基督徒沒有因自己的信仰而不認同、不配合、不參與同性婚姻的自由,國家強迫基督徒不得忠於他們的信仰,以法律打壓他們的信仰自由。
       這不是國家公然對基督徒的迫害嗎?這種迫害竟發生在最保護公民之信仰自由的基督教國家美國,真令人哀傷。同性戀主義分子最愛大言不慚地說,言論自由不包含歧視人的言論,或者,歧視言論沒有自由可言。很好,但難道反對、不認同同性戀或同性婚姻就等於歧視同性戀者嗎?難道同性戀者控告基督徒「歧視」就表示基督徒真地在歧視同性戀者嗎?更何況「歧視」如何界定難道不需要辯論嗎?如果反對同性婚姻就等於歧視同性戀者,按相同邏輯,那麼反對基督信仰難道不是在歧視基督徒嗎?反對反同性婚姻者難道不也是在歧視反同性婚姻者嗎?如果前者要判刑,難道後者就可免刑嗎?更重要地,一個自由社會的公民難道沒有可以自由評價同性戀行為、同性婚姻的思想言論自由權嗎?很可悲,如此多自視為尊崇個人自由的政治人物、律師、法官、法學教授以及無數學者專家竟無法辨明。這就是持新自由觀之唯自由論者的得意成果,請看清楚,他們就是一群正透過操控國家權力以打壓異議者之自由來實現自己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何其專斷、獨霸、放肆、狂妄的「自由主義」!

        7.然而,很顯然,唯自由論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它必自我否定,使得人人享有基本自由不可能。現實上可能且可行的必定是有限的自由,人所容許的也是這種自由。因此之故,人對任何一種自由宣稱與行動的最初反應都自然而然是「保守的」(conservative),即對這種自由持保留態度而必審視、質問、思想它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相對地,宣稱有什麼言行自由者都必須告訴任何質疑者他擁有如此言行自由的理由是什麼,所有新異的言行尤應如此。今人常以為創新與差異本身就是價值,因而任何新穎有別的事物都是值得嘗試的,也當被容許。這是謬論,「創新」與「差異」本身絶對不是創新與差異之言行合理或正當的理由。
        真正自由的本質不在於「想」或「能」做什麼,而在於能形成、思想並決定做什麼的理由,以及能反省、改正這些理由。自由的價值也不單單在於自由本身,而在於自由能表現什麼價值。不思想,就沒有自由;沒有理由,就無所謂自由;沒有價值,自由也就不算什麼。不思想因而沒有理由的言行都不算是自由的行動,反價值的自由也是無意義的自由。盡可能地包容人的自由的最重要理由在於,人的自由可能展現真理與價值。如果我們很明確知道某個人的自由展現的不是善而是惡,那麼我們就完全沒有任何理由要包容這種自由。一樣,如果我們無法確知一個人的自由能體現真理或什麼價值,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認同、支持這種自由。

        8.肯定個人的基本自由是對人持正面、樂觀信念的古典自由主義的信念,它認定人之所以應享有自由是因人本性上能夠且應該體現真理與良善,認同個人自由是為了給人體現真理或實踐良善機會。尤其當人在良善或真理上有衝突而無法取得共識時,自由就更加重要且需要,因為在自由的條件下,良善與真理才有機會呈現並被認識。此時,自由富有謙卑精神,即願意承認異議者有可能是對的而自己則可能是錯的,更重要地,自由蘊涵責任,即必須承擔自由所帶來的後果。這就是像John LockeEdmund Burke等這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基本信念。
       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寛容(tolerance)可言,寛容也才有意義。寛容不是無條件的包容,也不是什麼都包容,而是對無法即立判定其對錯之異議或對無法立即說服之異議者的容忍。寛容的背後不是現在流行的什麼多元主義精神,而是因熱愛真理所展現的忍耐精神。寛容不是認為沒有真理或人不能認識真理,不是不能批評異議,不是天真地認定異議美好、有價值;正好相反,寛容是因為相信真理,為了讓真理有機會顯現,為了不讓真理在暴力的打壓下失去呈現的機會而生的容忍精神。不但如此,為了讓真理呈現,寛容渴望且期待辯論,以致於寛容必在真理上對被寛容者進行更為詳細、嚴格、無情的檢驗與批判。
        今天的唯自由論者則不是如此,他們不是因為相信人能夠並應該展現真理與價值而護衛自由,而僅僅因為人「本應」不受約束或自由本身就是價值而要求享有自由。這是一種極端自我主義的空洞自由觀,這種自由觀所保護的不是能夠展現什麼價值的自我,而是想要為所欲為的自我。除非能明確指出人的自由有什麼本質上的價值,或享有最大自由的人會帶來什麼具體價值,否則要求享有最大與一樣的自由其實是出自不想要被約束之自我中心慾望。
        總之,不細究人的自由能表現什麼、要表現什麼、已表現什麼,而單單無限上綱地高舉或維護人的自由,不容許每個人的自由受到任何限制。這種唯自由論不但荒謬而且可怕,沒有一個正常社群會認同這種自由觀,也沒有一個人能在這種唯自由論底下得到真正的自由。

       9.作為一個嚮往自由、熱愛自由的人,我反對獨裁、集權、霸權國家對個人自由獨斷的限制,反對個人自由必須由國家或統治者由上而下單向賦予與規定,反對以群體、傳統、階層、權位等名義專斷地剝奪個人自由。相反地,我相信人因自有永有之最高自由者的賦予而享有超越於他人、社群、國家之上的基本自由(如追求信仰、真理、正義、尊嚴、財富、幸福等),並且我相信人享有這些基本自由是為了相信敬拜至高者上帝、顯揚真理、實現美善、展現人性價值、愛人、照管大地,我相信人的生命意義就在於能自由地創造、實現並享受各種美善可能性。但我也相信現實上人因最高自由者之決定安排而在能力、特質、地位、德行、職責甚至遭遇上不同而擁有不同的現實自由,並因而承擔不同的責任。
       我完全不相信自我中心、唯我決定、為所欲為、不受約束、沒有限制、不服權威的自由。我相信的自由必以真理與良善為其本質,自由的目的也在於展現真理與良善且永遠受真理與良善限制。因此,我相信的自由與永恆不變的道德法則不可分,與正義不可分,與秩序不可分,以致於自願降服在真理的權威與權力之下。我相信這才是社會得以構成、人們可以共同生活、人類文化能發展與延續、人的生命得以有意義的自由,也就是人類社群應積極鼓勵與保障的自由。因此,我相信真正的自由不彼此傷害、不為惡、不為所欲為,而願意尊重他者、寛恕他者、關愛他者、為他者犠牲,甚至為他者自我捨棄。我也相信人能享有珍貴的自由是人類長期經驗所學習、淬煉、積累而成的智慧成果,而且這種自由只存在於願意共同遵守普遍真理與他人和平生活、對話、辯論、商議的社群中。
        我完全相信愈信仰真理、愈願意追求並認識真理、愈嚴肅按真理而活的社會才愈能帶給人自由,我相信愈嚴肅規訓人、愈重視美德、愈敬重道德的社會才愈有自由可言。最重要地,我完全相信無真理、反真理、抗拒真理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社會的最大敵人,是人不能享有自由的根本原因。Tocqueville的話完全正確無誤:「沒有道德,自由不能確立;而沒有信仰,道德也不可能建立」。因此,我相信一個社會或一個人的宗教信仰根本決定著該社會與人能否享有真正的自由,以致於人若要享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徹底反省、檢驗甚至批判、棄絶自己以及社會所信仰的宗教。這是人得自由最關鍵且最困難的任務,在此失敗,人得自由就不可能。因此,凡不願嚴肅正視自己國家社會的主流宗教、不反省批判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卻意圖只想透過政治社會運動來建造一個自由國家社會者都是膚淺無知之輩,其激發的運動只是讓國家社會更飄流、浮動、混亂而已。總之,凡沒有真理與道德基礎的自由都是不可信的,也不值得追求。

        10.最後,我們要承認人所有的自由都不是人自己創造發明的,也不單是人自己奮鬥得來的,而是被賦予而享有的。再者,我們更要認清人間的所有自由都還不是真正的自由,都由不得人自主決定,最終都將被罪惡、苦難與死亡徹底否定。其實,究極而言,除非人能超越罪惡、苦難與死亡而成為聖潔、喜樂與永恆者,除非人的自由在自有永有者的永恆之中,否則人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對我而言,如果世間的自由有意義,那是因為人可藉此追求超越世間的真正自由,也就是永恆的自由。確實,永恆的自由才是世間自由的意義與目的所在。人若不在乎、不追求永恆自由,那麼他此生享有再大再多的意志自由與行動自由都無意義。我知道,生命有無永恆意義對不在乎、不相信永恆的人並無意義。但若人的生命無永恆意義,無在自有永有者之永恆底下的意義,那麼人也就沒有非如何行事為人不可的意義,如此一來,人就沒有什麼理由不可以為所欲為,當然也沒有什麼理由要求人不可為所欲為。
        據此,我認為國家政府的最高職責與意義就在於協助並保障國民能過平安、良善的生活,以致於可以使他們自由地追求永恆的真理與價值,還有,敬拜那至高的永恆者,最後得以進入永恆。對我而言,這才是評價政府好壞的最終判準,也是革新政權的核心準則。總之,因為自由來自永恆,尋求永恆,也歸於永恆,所以政府的價值必須在永恆底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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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mments:

  1. 現代人要求滿足自我各式各樣慾望的自由,因此不論其欲滿足的私慾有沒有其合理性,凡是限制個人慾望之滿足與實現的一切,就要抗拒。自由成了人為所欲為的藉口。倘若能誠實地思想與反省,我們都可以明白「沒有一個人的自由能力完美到不會、不需要也不應受限制,正好相反,人的自由能力極有限並充滿缺陷以致於必須且應該受到約束。整個人類社會事實證實了這個道理,因為從來沒有容許人可為所欲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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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真正自由的本質不在於『想』或『能』做什麼,而在於能形成、思想並決定做什麼的理由,以及能反省、改正這些理由。自由的價值也不單單在於自由本身,而在於自由能表現什麼價值。不思想,就沒有自由;沒有理由,就無所謂自由;沒有價值,自由也就不算什麼。不思想因而沒有理由的言行都不算是自由的行動,反價值的自由也是無意義的自由。盡可能地包容人的自由的最重要理由在於,人的自由可能展現真理與價值。如果我們很明確知道某個人的自由展現的不是善而是惡,那麼我們就完全沒有任何理由要包容這種自由。一樣,如果我們無法確知一個人的自由能體現真理或什麼價值,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認同、支持這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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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寫得很好,人受造有限,尤其在犯罪後所帶來的以自我、自私為中心人生觀,使人真的不能享受太多人們自己想要的自由。

    正如同盧梭,以他的自由,把五個孩子送入沒有自由成長環境的孤兒院(對孩子有多大的傷害呢?)使社會沒有自由選擇的幫他養孩子。即令有不因言廢人之說,可惜的是,人的不完全,罪性,使他們沒有自由的選擇他們所要,有利於他們的,甚至傷害他人也不計。

    謝謝!不客氣的引用轉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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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疏忽,未注意到版權,可以轉貼嗎?當然會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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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常感謝留言回應。
      為了保護柯教授著作權,請勿轉貼本部落格文章,但歡迎連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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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但這個「引狼入室」的結果,就是如同Roger Scruton指出的在為特定人群(婦女、同性戀者、有色種、少數民族等等)發明「小群權利」(group rights),而卻透過國家權力剝奪普遍的個人基本權利;更糟的是,發明這種新型「小群權利」似乎是為了他們可以遂行己願而控訴別人「歧視」用的。在這種新自由觀底下,只要國家法律認可「某種」自由行為,那麼人就不但可以自由地那樣行,而且反對者也一定要認同這種行為,不得反對,甚至不得不參與,否則就可被控以歧視。

    這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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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無限上綱高舉人的自由的唯自由論實在太可怕、太荒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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